生于70年代，我常庆幸。不像50年代生人，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也不像60年代生人，因10年动乱荒废学业。虽然我也依次递增地羡慕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生人。但现在我有点不敢跟比我年轻的中国人说：“羡慕你们”了。我意识到，我这一代人搞不好会成为中国至今最幸运的一代，因为在我的年代，不能满足的愿望，都是没余钱买闲物；而如今，国家日益富强，一包安心奶粉，竟成了奢侈。

奥运後，我听到美国记者讲的一个笑话。他说发现了唯一美国有，而中国没有的东西：那就是“唐人街。”

好奇心是媒体人的职业病，我常问在美发展的华人为什麽留下。“经济因素”从来不是他们得主要考量。美国记者的“发现”，也佐证了答案的坦诚。毕竟，这是改革开放30年後的中国，被公认为最欣欣向荣的经济体、“潜藏巨大机会”，更何况，故土难离呢？

那麽到底什麽让他们留下？也许有些不可思议，但都是那些最琐屑的小事，但都事关普通人生活的“安全感”。

陈嘉说，“我是为孩子留在北美的，我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没能力给孩子什麽特别的保护，如果有选择，我当然要选一个让孩子成长有安全感的环境。”

她痛心于看到国内孩子经常出不该出的事故，“学校敢把校园改成停车场，孩子为此出了车祸。这是个别现象的话，那地震为什麽塌那麽多学校？人说吃一堑长一智，那大头娃娃算不算吃了一堑，为什麽毒奶粉事件还会发生？”

在美国，接送孩子的校车车尾，都装有一个活动的红绿灯。红灯亮，说明孩子们还在上车，所有过路车都要靠街边停稳，等孩子坐定。事关孩子，美国校车享受着“救火车”的同等的待遇。

陈嘉是加州大学的助理教授, 她5岁的儿子是她攻读博士时的“美丽意外”。

“当时我收入低于2万美元，所以和美国其他‘穷’妈妈一起，享受了免费奶粉的待遇；现在国产奶粉很多下架了，低收入妈妈买得起进口奶粉吗？中国现在这麽富裕，当我们有能力补贴他们的时候，为什麽不补贴他们？”

这也让我想起2005年刚到北美，在宾西法尼亚州坐公车，有一站停的特别久，我发现，原来是司机在帮助残疾人的轮椅上车，然後安置他“落座”。

我到过美国十二三个州，所见公共交通工具无一例外地设有专门帮助残疾人轮椅升降的装置，预留着占据四人空间的残疾人座位；公共场所大门，无一不设残疾人开门按钮；街道，也都设有残疾人通道。

如果自己开车出行，就会发现，最好的车位都是留给残疾人的，胆敢擅用，车不仅会被拖走，还会有大笔罚金。

残疾人无疑是社会的绝对少数，和孩子一样，他们都是一个社会最弱势的群体；但我相信，社会的主流群体正是从这个社会的对待最弱势群体的制度和态度上，寻获他们的认同感和安全感，而认同感和安全感会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中国同理。2008年，中国举办了一次让世界“瞠目结舌”的辉煌的奥运，世界看到了一个富裕的新兴中国，但富裕不足以赢得世界的尊重。2008年汶川大地震，当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家总理温家宝第一时间现身第一现场让全世界敬畏；中国全民万众一心的慷慨救灾捐助让世界敬畏。

30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如同一个新富家族，积累了第一桶金。无疑，这是一个国富民强，民族复兴的时代，中国人为之骄傲，国家不再任人欺侮，要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仅仅靠这桶金是不够的。

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该如何赢得世界的尊重？中国有句老话，“人敬者，必先自敬。”只有从练好内功入手，从尊重自己的国民入手、从给最弱势的国民最强有力的保护入手，才是古人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吧。

我看到过一篇美国人的奥运游记，讲述在北京享受到特权，作为外宾提前入场，但这恰恰成了他笔下北京好印象的瑕疵，因为“人人平等”被公开的忽视。我也看到了路透另一专栏作家“中国人的好客令人困惑”的评论。（http://cn.reuters.com/article/specialEvents2/idCNChina-1699620080716）

当奶粉事件正酣，我又读到“特供食品”的新闻。（http://www.cser.org.cn/index.php?option=com_joomlaboard&func=view&id=2068&catid=8）当“食品安全”成为全民忧虑，政府官员却享受安心的特供渠道，此举将如何被世界解读，如何被国民解读？世界舆论还会不会相信，中国政府对中国食品不安全的反驳，如果官员自己都要特供？中国民众如何相信政府在对待“民以食为天”的根本国务上与国民利害忧戚相关? 特供食品，就是特权食品。我们这代人的课本里，总理和农民同吃一碗饭的故事，不知道是不是还保留着，如果保留着，我们该如何跟孩子同时解释这“一碗饭”和特供呢？

2008年，中国人应该铭记，不仅是因为这是中国令全球瞩目的奥运年，不仅是因为这是改革开放30年的特殊纪念年，更是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之年，总理所讲的，“多难兴邦”四个字，前两个字已经兑现，兴邦，希望能以这个年份为肇始。

我们要问，商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造假的成本会不会太小；政府监管部门权力重，但行政不作为的後果是不是太轻？

“三岁看老”，孩子如此，一个民族也如此，从如何对待孩子，可以看到一个民族如何对待自己的未来。中华民族是不是正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短视的、不负责任的对待的未来？中国正如一个富裕的家族，如何用内功，用制度的调整守住商业道德和社会道德的底线，而不是仅仅流于道德宣讲？

中国人讲“情面”，讲“客气”，但是，不能对不法者客气、不作为的官员客气、也不用对外人太客气。客气，应该讲在普通人，弱势群体的身上。

30年的成果有目共睹，作为70年代生人，我们用过布票、粮票、肉票；经历了物质的贫乏也见证了富裕，享受了收获，也目睹了失落，我希望，每一代中国人都比上一代更幸运，也相信会这样，只要前面的代价不要白白付出。

奥运是改革开放30年的特殊献礼，而毒奶粉事件，就如同当面一掌。痛不痛？痛。不仅是政府之痛、父母之痛，更是民族之痛。中国必须痛而自醒。（完）yanina.zhao@gmail.com

作者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及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任路透社北京记者站中文组组长，现旅居美国旧金山。

房地美和房利美是美国最大的从事房产贷款的相关金融机构。而不是我国意义上的房地产开发商。

   房利美：38年美国国会设立联邦国民抵押协会（FannieMae)，中国把它翻译为房利美。隶属于联邦住房管理局，发行等同于国债地位的公债来获得资金，但房利美收购的贷款由上限，以保证服务于中低收入居民的的福利。

   值得一提的是，它实际上充当了类似于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具有很强的政策功能。54年房利美才正式成为一家部分私有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政府持有优先股,私人持有普通股。68年拆分后成为政府发起的完全私有的股份制公司，同时获权发行按揭支持证劵。

   房地美：是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70年美国国会通过紧急住房金融法，成立房地美。实际上是美国允许两家公司在相关业务领域开展业务竞争。71年他第一次发行了以普通抵押贷款为支持的传递证劵。

   美国政府为什磨救房地美和房利美，从以上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华尔街的人都知道，这两个家伙靠着政府的隐性担保来活动。

 美国政府救楼市，和我国当前的政府救楼市是两个概念，不能划等号。

这已成了中国在对外开放中要面对的新挑战。有人说：中国勿坠入“英雄救美”漩涡。传言指中国将出资助美救亡，但中国银监会则否认，主席刘明康曾说过考虑向美国注入流动性。另一方面，国际上对中国确有期望，如一位美国前财长便指出，中国及中东等资金充裕国家，对美国救亡可起到重要作用 。从表面看中国财力雄厚、坐拥一万八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这都已有所投资，不宜大量转用，否则反会影响国际市场。中国还须考虑应否救助美国。从地缘战略层次看，美国骨子里要遏制中国崛起，日前又推出对台军售计划，危及中国国家核心利益，此时若出手救助美国，实难向历史及民族交代。此外，还要从更经济利益层次看，美国为救亡大发国债，将对中国原来持有的债券十分不利，故应减持而非增购。发债若引发利息上升、美元贬值及输入型通胀，则可令原有债券跌价，再加上贬值及通胀削减美元购买力，将令中国蒙受多重损失。  改革的要点，就是实现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根据供求形成利率以后，就不会出现上述东亚国家都曾出现的问题。因为本国货币规定的汇率很低，借助低要素价格和低附加价值产品的出口，花费很大的气力，搭上了资源和环境，但得到的实惠不多！所以在美元储备大量积累的情况下，美国一旦贬值，辛苦赚来的钱就缩水了 ， 美钞一弹，铮铮作响，世界各国都认为它是真金白银，于是出现世界性的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好像到处都是钱，但这张钱其实就是一张纸。这个经济体系是有风险的，我们不要自己陷进去。到底还是陷进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问题，是长期没有解决的，就是十七大讲的“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这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苏联最先提出来的，他们叫做“经济增长方式”，国际上叫“经济增长模式”。问题是苏联前社会主义国家都采用了西方发达国家在早期工业化时期用过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就是靠资源的投入、特别是资本投资，来驱动和支撑经济的增长。这就是苏联提出的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路线”，优先发展重工业。这套东西，苏联吃了苦头，我们从“九五”开始就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但直到现在成效不明显。

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没有出现1958年以后那么严重的困难，为什么呢？这就是由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政策。以日本为例，日本50年代（靠资源的大量投入）取得经济高速增长。这样一种增长方式，一定会造成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不断降低。一方面，使劳动者收入提高得很慢，另一方面，社会需求不足导致经济运行上出现问题。用出口导向政策，竞相发展对外出口，把富余、廉价的劳动力搭在产品上，卖出去。    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成功地运用了这个政策。特别是1994年，我国进行外汇体制改革，人民币深度贬值以后，应该说运用得很成功。可是，东亚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地，在成功执行了这种政策10年、20年以后，都出现了问题。 

我们应该认识到，凭借干硬苦力活借给美国钱，当美国的债主，国内通胀和抵御外来风险的危险性很大。但问题就在于，我们不但没有看到危险性，而且还认为好得不得了。几年前就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人民币汇率严重低估存在很大危险，主张人民币升值。 

市场运行具有自己的规律，我们只能发现规律，顺应规律，而不能凭借主观臆断去试图“驾驭”它。要对客观世界和自然心存敬畏，因为在它们面前，人是很渺小的。有些中国人不敬畏市场，觉得有了权力就可以凭自己的想法去干，而且认为可以干成。中国人总是说有五千年的文明，但在诚信方面有所缺失。

扩大内需，不一定让老百姓只买房子，不买地。只买房子不买日用品。目前地方政府救房市是一种对民生不负责任的行为，尽管这些救市之声与政策各不相同，出发点也许也不一样，但是其目的则是一样，就是通过政策的扶持来维持房地产市场继续在高位运行。但是，在房地产市场整体已经进入衰退期的大背景下，这样的一种房地产救市行为其实是一种十分短视的行为。以地方政府有限的财力，是无法与经济规律相抗衡的。首先房地产需求不是居民消费，按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房地产购买从来就不算作居民消费而是算作居民投资。如果是居民投资，那依靠房地产发展来拉动内需有多少内容与老百姓有关联呢？假定买房是居民消费，是可以扩大居民的内需，并且带动几十个行业的发展，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这种内需扩大是建立在绝大多数居民有支付能力的价格水平上。而在目前房价水平上，国内绝大多数居民都没有支付能力进入，那么这样的内需扩大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目前地方政府为什么要救市？就在于房地产销售出现的严重下降，房地产开发商手中持有的住房太多，这不仅影响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也影响相应产业衰退。如果不救市，中国经济将面临着下行的巨大风险。但是销售下降也好，房价下降也罢，其比较的依据是2007年。而2007年其实是房地产泡沫较大的年份，现在的情况如果与2006年、2005年相比，不仅没有下降，增长的幅度其实并不小。即使假定2007年房地产增长速度没有太多的泡沫成分，那么要问的是，这样的增长是否可以持续？2008年是否具有同样发展的条件？如果没有相应的条件，还是要让2008年房地产达到2007年增长水平，恐怕是不能现实拉动内需的事情。2007年房地产市场的火暴，不仅让房地产市场赚得盆满盘满，而且使房地产相关的产业也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今年房地产市场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如果房地产开发商仍然以2007年的房价水平，地方政府以过去居民的购买观念，希望让居民进入房地产市场，是不可能的。所以，尽管不少地方政府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救市政策”，但是要想恢复2007年房地产市场那样种火暴的场面已经根本不可能了。所以，不要说地方政府所谓房地产的“救市”政策没有多少作用，就是中央政府重新启动什么救市政策，估计作用也十分有限，因为国内绝大多数居民都没有支付能力进入，因此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条件与环境整体发展趋势已经出现了逆转，除非政府希望用一个新泡沫来掩盖旧的泡沫。可以说，在目前已经变化的市场条件与环境下，政府想通过救市的方式来重温旧梦估计不容易，由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中国的地方政府对此能否有更多的警惕和权衡吗？

   扩大内需，绝对正确，但是用房地产来带动扩大内需，用高房价来补充出口锐减的损失却无论如何看不懂。 首先，扩大内需是为了应对美国可能出现的进口锐减，为了相关产业在无法继续向西方出口后的损失，便在国内找更大的市场。房地产是无法继续向西方出口的产业吗？不是。虽然各行各业都是相互关联的，房地产当然也可以再影响其他行业。

   但我们首先要关注直接受国外市场影响的产业。我们的各种出口产品以日常消费品为主，高房价把居民手里的钱，甚至他们未来的很大一部分收入都窝在房地产上，那他们还有多少钱可以购买这些日常消费品？那末，这些民族产品和生产日常生活用品的企业又怎莫存活下去呢，如果日常生活用品企业卖不出产品，又不能出口产品，又不去想办法激活这些企业，而去扶植本已富得冒油的房地产，只能使这些生产民族产品的企业倒闭关门，又会有多少工人失业，假设居民不得不购房的话，那么高房价将让钞票更多地流向巨富的房地产商手里，这些巨富购买的产品，恐怕更多的是来自国外的高档产品而不是日常的国产消费品吧，至少相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这样的。但巨富的房地产商购买的日常生活用品，能使生产日常生活用品的企业存活下去吗？能使广大的失业群体再就业吗？

   我们不能顾此失彼呀。  

    其次，扩大内需，最关键的是老百姓手里要有钱，并且敢于把钱拿出来购买消费品。房价那么高，即使还没购房的老百姓手里有钱，最基本的住房需要还没解决，他们也不敢贸然把钱拿出来消费，过的必然是更节俭，更谨慎的日子。这些民族产品的最大消费群不敢拿出钱来，不知扩大内需将从何说起？不知国外市场消化不了的民族产品要销向何处？

更有甚者，中央部委不久可能出台救市措施的说法亦甚嚣尘上，为什磨救房市，因为房地产业得了癌症，一时之间，低迷的房地产业隐现“寒冬将毕、春天将来”的曙光。房地产大老脸上的狰狞面目也多少有些舒展开。

   为什磨对楼市的救助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呢？这是一个策略的问题，这个道理就不用多说，沈阳市政府又不是独立的政府，它是中央政府管辖的地方政府。 

   这个行业不幸生“病”，而且这场“病”得的很重，不仅传染了这个行业，而且也传染了其上下游等数十行业，由于病情的恶化，更进一步的妨碍了地方政府及国家宏观经济的整体发展态势，因此，“救市”有“救病”之急之理。先看看房地产业得的什么“病”？经诊断为：性功能减退（房价不能再暴涨）。其表现为：举而不坚（硬挺高价，但买方持币观望，不买。），坚而不硬（硬挺高价，暗地大折），浑身乏力（使尽了促销手段）、精神萎靡（乱喊救市）。尽管身体这样虚弱，在房事时（指卖房），经常滑精（指促销打折，不降价）。为什磨能得这种病呢？主要的原因是：在房事时（指卖房）毫无节制所致。 

   这类“病”的形成非一日之事，故根治也需慢火温服、长期调养，当然使用：“伟哥”兴奋剂一类猛药刺激，也偶尔能见效，但最多只能救病一时，不能救命一世。 

   实际上，房地产目前的低迷，固然有通货膨胀、国际金融危机等客观因素，但根本原因是这个行业的发展有违规律。 

   首先是市场规律。市场规律有“供需决定价格”的逻辑，但其中的“需”是基于信息公开、制度公平和实际支付能力，可事实上发轫于去年的商品房狂涨现象，大量需求是被不公开的信息误导，是各种热钱和投机者炮制的泡沫，是超越实际支付能力的诱导结果，所以，在一场混乱的“涨价预期氛围”内，大量民众的购房需求、消费能力被严重透支，当然也包括心理的极大伤害，最终导致至今挥之不散的恐惧与观望情绪。

   其次，有违社会规律。一个国家居民的住房不可能完全靠市场化方式解决，市场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一种基本或重要手段而不是唯一手段，在贫富差距不断分化的当下，政府必须以公共责任弥补市场化的短板。这种责任，一是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商品房之外，还应建立政策性住房保障途径，如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两限房（完善程序防止异化），以及完善二手房交易市场等；二是想方设法减少卖地收入对财政的贡献度，使政府真正独立于利益集团之外不偏不倚地制定政策、维护公共利益；三是强化信息透明和监管，“商品房成本”不应该成为无底之谜，属于公共部分的理应完全公开，同时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诸多运作进行严格监督与管理，像去年屡见不鲜的“捂盘惜售、虚假造势”等市场行为，应当以合法合适的方式予以干预和引导。正是由于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的诸多层面存在问题，社会发展规律没有被真正重视，因而，房地产行业出现性功能减退（房价不能再暴涨），饮食、营养等结构失衡，于是，疯狂与低迷相伴、大起与大落紧随的问题迟早会发生。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 “要抓紧建立住房保障体系……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并提出三大指导原则:建立科学合理的住房建设和消费模式；坚持正确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坚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与监管。这些目标与原则将是指导中国当下房地产行业发展的“指南针”，是从长远的、全面的角度与高度对房地产政策走向的定调，即使房地产行业出现一时的低迷与彷徨，所有“救市”措施也当与此吻合或接近，更不能因短期效应和一时冲动而背离。

   从市场规律、社会规律等方面考量，当下许多地方实行的“救市”措施，如果仅仅是救房地产行业的一时之“病”，即使暂助房地产行业乃至地方政府经济渡过难关，而不是符合规律的救“命”，一旦“旧病复发”，楼市低迷乱象迟早还会来临；更何况，身病易治，心病难医，因为楼市而备受伤害的民众真能就此摆脱恐惧、观望情绪，慷慨解囊加入“救市”行列吗？因为老百姓积攒的钱是用血汗换来的，买一套房要用一辈子的血汗来偿还，或者还要子孙来偿还，除非用行政命令。